台東人的圓仔湯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nov/3/today-o7.htm

台東人的圓仔湯

◎ 謝又新

為何鄺麗貞要在最後一刻宣布棄選台東縣長，緊接著黃健庭馬上宣布「辭去立委」，宣稱全力參選縣長？這不是「搓圓仔湯」嗎？台東人，你能接受利益、條件交換這樣私相授受嗎？

雖說台東地檢署已主動分列「他」字案進行了解，你還信查真的嗎？猶記，去年鄺颱風出國未歸、輿論譁然，遭檢舉「假考察真觀光」，被監院糾正、彈劾，公懲會議處記過，最後地檢署將出國案偵結不起訴。

台東人，如果你們想繼續被玩弄，就讓鄺麗貞、黃健庭當選立委、縣長。如果不想繼續當二等公民，就該有些行動吧！（作者為家庭主婦）

台東子弟要CHANGE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nov/3/today-o7.htm

◎ 鄭亦純

Yes, We can change!

靠著這句「是的，我們能夠改變」的口號，美籍非裔的歐巴瑪當選美國總統。除非是生活在想像中的烏托邦，不然每個人或多或少對自己、周遭環境或國家都隱藏著想改變、要更好的渴望。

想起自己的故鄉─台東，有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到選舉，中國國民黨幾乎都是勝選，不管前任或現任同黨籍官員的成績有多麼平淡無奇。

拿現任穿得美美、手持名牌包搶鏡頭的鄺縣長為例，在兩年內以考察名義出國八次；而台東最引以為傲的知本溫泉風景區的遊客人數，卻是年年減少。連考察報告都可以是抄襲的作為來講，她根本把縣政當兒戲，因為她贏得太容易、太輕鬆了！

我贊同馬英九主席當時助選說的「罪不及妻孥」，但以藐視和輕忽的態度將根本不懂治理的人推上縣長之位，損及台東人民權益，卻是不可原諒的。

平心而論，台東的觀光資源不比他縣少，但同為東半部的花蓮，人口外移一樣嚴重，卻能不斷的改善和漸續的發展，為什麼十幾年過去了，台東還是老樣子呢？

台灣老人人口比例持續上升，其實對台東是一個可貴的機會，因為台東的生活步調慢，氣候和環境很像美國老年人退休之地─佛羅里達。簡單來講，我們可以建造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安全社區，並提供品質優良的看護人員；又以台東的好水和好空氣，發展有機蔬菜更是有可為。但可惜的是沒有任何一位台東的縣長或立委認真、深入的思考並提出台東的發展策略。不然的話，今天的台東在醫療照護業和有機食品業，勢必可佔有一席之地，大部分的台東青壯年們也不用離鄉背井的到異地去討生活。

我們應該要用選票打破國民黨「隨便選都會贏」的台東迷思。如果我們要終結台東是窮鄉僻壤的命運，我們就要用選票展現出改變的決心，和對我們美麗故鄉─台東的支持。

（作者為網路工程師，現居波士頓，台東市豐榮里民）

台灣南社活動公告

蓬萊島雜誌社　民進黨高雄市黨部　台灣南社　

鄭新助議員服務處　台灣青年南區逆轉勝本部

聯合活動公告

　　蓬萊島雜誌社、民進黨高雄市黨部、台灣南社、鄭新助議員服務處、台灣青年南區逆轉勝本部，鑒於馬英九中國集團心理降服於中國恐怖勢力之下，禁止東土耳其斯坦民主人士熱比婭訪台，本土社團決心將圖博（西藏）「無畏」；東土（新彊）「愛的十個條件」兩部難得的紀錄片，在今天（十月一日）晚上六點半開始在高雄市中央公園放映，歡迎台灣民主人士一起前往觀賞，見證民主之路的坎坷與中國的恐怖。

　　中國政權是當今威脅世界人權最大的恐怖勢力，馬英九中國集團不斷示好此一恐怖勢力，反證馬英九中國集團潛在的恐怖本質，否則不會做出禁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熱比婭入境的荒謬決定。本來，熱比婭若能來台，可以為台灣在世界民主陣營中加分，然而馬英九此一中國口中的「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士」竟然呼應其北京主子的意志，變相的威脅了台灣人民的人權。

　　圖博「無畏」、東土「愛的十個條件」，今天將在北市大安公園、台中放送局、台南神學院頌音堂、屏東市文化中心、高雄中央公園五地同步放映。在中國恐怖摧殘圖博藏密佛教、恐怖打擊東土文化、人權的此刻，觀看兩部當地的影片有助於台灣人民對中國獨裁政權的瞭解，也能進一步認知台灣若萬一陷落中國魔手可能的悲慘遭遇。只有深化對圖博、東土命運的感受，台灣人民才能正確的作出對馬英九中國政府適當的反應。

　　馬英九中國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權的聯手關係越來越趨緊密，也十足彰顯台灣的歷史、文化重建的緊迫性與必要性。陳菊市長在教育台灣化的施政已小有成果，我們期待能更為加緊腳步，以求強化抗拒中國併吞台灣的狂潮。

　　　　　　　　　　　　　　　　　　　　　　　　　　2009.9.30

知識份子不該為了做官忘了理想，或是他原本的理想是假的

鄒景雯部落格
尚未入閣前，江宜樺是台大一位不錯的老師，有次他在課堂上詢問研究所的學生，﹁中共也講他們實施的是民主，你們認為到底算不算民主﹖﹂台下各言爾志後，江老師拿出幾個造型不同的杯子說，這幾個都能盛水，本質相同，確實都是杯子，而後他拿出一支手機說，這個東西不能裝水，本質不同，因此不是杯子。同樣的，民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如果不具備這個本質，怎麼能稱得上是民主呢﹖
　

擔任研考會主委期間，有次在一場政府改造的研考會上，本人忝為與談人，劉內閣組織再造版本的妥協性遠高於理想性受到我的質疑，江宜樺答覆時引述柏拉圖與學生亞里斯多德的區別為喻，自稱他愛柏拉圖，但他更是亞里斯多德的信徒，是個不會忘記理想的務實主義者。
　

水災衝垮了舊閣，新閣提前上檔，江宜樺由堅辭離去隨之戲劇性的接任天下第一部內政部，前幾天，他堅持不入國民黨，讓人看到江老師的身影，這幾天，他被推上立法院公佈拒絕熱比婭入境的理由，國民黨立委周守訓在質詢台擺明做球並大捧決策正確，江宜樺卻未現得意與笑臉，過去敬其為知識份子者多少會感嘆﹁江老師你到哪裡去了﹂﹖
　

不是主權在民的﹁民主﹂是說謊，那麼把一個政治異議者、人權運動領袖、受反恐國家庇護的流亡人士，以公權力身分定位為﹁與恐怖組織有關聯﹂，這算是什麼﹖對於此一馬吳當局下達的指示，江宜樺難道事前在內部決策體系中無法善盡言責﹖事後也不能抗拒自喪氣節，非得在國會殿堂公然告訴國民﹁手機是杯子﹂嗎﹖看到一個讀書人做到這種程度，違背自己的信仰在權力面前折腰，不要說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了，就是江宜樺的學生與朋友都要為之垂淚。
　

做為馬英九深談三小時的閣員以及主管機關移民署的上級，江宜樺責無旁貸必須上第一線幫躲在黑幕的藏鏡人擋子彈，但是表述熱比婭不宜來訪的理由可以有千百種，唯一不允許的就是不能欺騙，台灣是個資訊超級爆炸並且透明流通的社會，哪個受過教育的人無法透過各種途徑取得資訊﹖為人師的江宜樺居然把世維大會、東突厥組織、恐怖主義這幾個關鍵詞講得毫無常識，甚至對特定人士進行涉及法律問題的指控，熱比婭若提告，請問馬政府的證據在哪裡﹖
　

江宜樺今天成了炮灰，不僅江老師被害，也殺了馬英九、吳敦義做人起碼的格調，這是一個假話連篇的團隊，誰加入，就要遵守編謊教義。

對照李登輝時期國安會「救災日記」資料 921震後13分鐘軍方動員 88水災慢半拍

外界批評馬政府救災、軍方啟動的速度太慢，行政院長劉兆玄認為已經算快。數字會說話，對照李登輝執政時期國安會所留下的九二一地震兵力動員救災資料，馬政府的部隊動員救災，不論是速度亦或數量都顯不足。 根據未曾曝光的李登輝時期國安會「救災日記」，亦即「國軍九二一震災救援紀錄」，九二一地震在凌晨1點47分發生，清晨兩點鐘，當時的陸軍總司令陳鎮湘於陸總指揮部以及各作戰區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就是地震發生後的13分鐘，軍方已抵達災區並展開救援；清晨3點30分，軍方為挺進災區成立中部前進指揮所；清晨5點30分，發現南投受創最嚴重，軍方要求開設南投前進指揮所；早上8點，最接近重災區南投的前進指揮所正式成立。 反觀此次國防部公布的八八水災救災紀錄，林邊鄉於早上8點30分申請八軍團支援，軍方在1個鐘頭後、9點30分抵達，到了以後發現，水淹太快，軍備不足，再回去調膠舟，首波膠舟於12點20分才到。 至於軍力調動規模的比較，前國安會未公開的資料顯示，李登輝時期軍方為九二一地震所投入的「初期搶救兵力」包含陸、海、空、憲兵、聯勤等軍種，有13萬6千9百74人；「災後重建兵力」更達63萬6千5百88人，即為了九二一，軍方總共投入77萬9千5百62人次兵力。 與九二一同列國家級災難的八八水災，根據國防部資料，直到八八水災當晚10時止，投入救災的兵力只有419人； 八月十三日 的新聞稿顯示，水災約一周時，累計投入的兵力為5萬5千227人次。 到目前為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國防部提出的解釋認為，兩次天災狀況不同，九二一為地震，震後兵力可隨即進入災區，但八八為水災，初期國軍因大水受阻，至 八月九日 天氣轉趨穩定後，即全面投入各災區救援。 李「有我在」 馬「在哪裡」 觀感有別 雖然時空背景不同、災難成因不一樣，但總統直選後台灣遇到的兩次國家級災難九二一大地震、八八水災，很自然地，人們會拿李登輝、馬英九兩位總統的領導來做比較。 1999年凌晨1時47分九二一地震發生時，李登輝在書房還沒睡，他接獲軍情系統各方面情報後，知道狀況不妙，13分鐘內，他已指揮部隊抵達災區。 隔天一早，李登輝坐車開到北一女門口，想到災區屋倒人亡，他坐立難安，當下決定不進府了，車子直接開往松山機場，搭軍用直昇機直接殺到南投災區。 當天下午，李透過電視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告訴人民他接著要做什麼；晚上八點，召開等同國安會議的高層會議；同一天，行政院提出十五項緊急措施；央行連一千億融資都提出了。 接著，李登輝想到遺體問題，因那牽涉到尊嚴與疫情，他要求速派檢察官驗屍；他想到民間習俗「頭七」的心裡治療，於是透過管道要民間團體辦大型法會並親自悼念；有災民告訴他無法參加「以工代賑」計畫，氣得老李要把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詹火生換掉；有如今參與救災的高官，那時抗命不下災區，李登輝也差點兒把他拉下來…… 李登輝未必做得完美，九二一當時也是怨聲不斷，但基本上他告訴人民「有我在！」。 馬英九也很努力，他一定也對外界批評覺得很委屈，但是，他有沒有讓人民清楚感受到「有我在！」的訊息？還是讓人民不斷質疑馬英九「在哪裡？」 「有我在！」與「在哪裡？」，這就是兩位總統給予人民的不同觀感與差別所在。

談謀略 民進黨遠不如馬團隊

談謀略 民進黨遠不如馬團隊～民進黨只營造個人的政治舞台，呈一片散沙，馬英九卻隱藏一個張子房，論戰略，民進黨只配幫馬團隊提皮包～
陳茂雄
閣揆終於宣告總辭，媒體稱之為閃電式總辭，事實上宣布總辭是閃電式，但總辭本身並非臨時決定，而是一項精密的規劃。內閣總辭是標準的「棄車保帥」，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八八水災的壓力，但對馬總統的傷害已減輕一大半。劉兆玄說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很多人覺得重建才開始，怎麼說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事實上劉兆玄說的沒錯，劉內閣的任務是背八八水災的包袱，馬團隊以內閣總辭的方式來丟棄包袱，新內閣就以重建為出發點。新內閣不必背負八八水災的包袱，重建的壓力比救災、防災輕得多。再說劉內閣多數人沒有經過選舉文化的薰陶，比較不會說群眾的語言，新內閣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除非再爆發大事件，使新內閣沒有能力招架，否則新內閣的民意支持度比舊內閣高是確定的。這是很奧妙的問題，作秀容易得民心，做事未必就能獲得人民的支持，為爭取民意支持度，作秀往往比做事管用。只要有一點邏輯概念的人都知道馬總統應該發佈緊急命令，因為「災害防救法」的主管單位分成好幾個部會，事權不統一，效率大打折扣，有很多人建議馬總統發佈緊急命令以提高效率，馬總統堅持不肯，現在大家應該知道原因，若發佈緊急命令，就由總統挑起權責，也就是由總統背起八八水災的包袱，若要丟棄包袱，必須總統下台，內閣總辭是丟不掉包袱。當局者迷，身在權力中心反而不清楚路該怎麼走，馬總統應該有局外人指點，才能鬥出一片天，他集權力於一身，身邊又隱藏著「張良」，當然將鬥爭發揮得淋漓盡致。相對的民進黨一直在打亂仗，該黨是民主政黨，黨中央沒有太大的權力。人人忙著營造自己的舞台，整個政黨形成一片散沙，缺乏團隊精神，在鬥爭方面遠不如馬團隊。達賴喇嘛來台，好像是民進黨突襲成功，事實上除了政治人物可以營造自己的舞台外，對民進黨毫無益處。對馬團隊而言，好像遭遇突襲，事實上馬總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若不是達賴喇嘛來台分散媒體注意力，八八水災已使馬政府焦頭爛額，達賴喇嘛能否超渡亡魂不得而知，但他確實超度了馬總統的厄運。馬政府面對兩大壓力，第一個壓力是非政治性的反馬，這是八八水災所造成的。不只災民反馬，連一般民眾也如此，這壓力是很難克服，人民只要有痛苦就會怪罪政府，就算政府沒有錯誤也如此，可以說是神仙也救不了馬政府，但綠營可以，只要綠營加入打馬行列，立刻模糊焦點，非政治性的反馬立刻變成藍、綠對決。馬政府面對的第二個壓力就是內鬥，國民黨執政之後，馬系人馬獨佔政治資源，非馬系人馬蠢蠢欲動，伺機打擊馬團隊，這一次的災害正是他們發難的最佳時機。以前的內鬥馬總統自己面對衝擊，今後內鬥則由吳敦義主導，馬總統站到平衡點，是項高招。不過若是綠營也加入打馬，藍營的內鬥會立刻停止，演變成藍、綠的對決。非政治性的打馬及國民黨的內鬥不容易終止，或許會延燒幾年，到時候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有可能易主。然而若是綠營也加入打馬，非政治性打馬的焦點立刻模糊化，所以很快會結束。國民黨的內鬥也會快速終止，而演變成藍、綠的對決。綠營的人脈薄弱，政治版圖乃建立在政治意識，支持群眾不跟人，而是跟著政治意識走。綠營的政治人物及社團，幾乎沒有人會去開拓新票源，大家都在搶綠營的支持者，所以積極尋找議題來凝聚群眾。而目前綠營最佳的政治議題就是打馬，為了擴充自己的政治舞台，打馬是必然的。綠營打馬就等於幫助馬團隊脫離困境，綠營有不少人也瞭解箇中道理，可是他們還是會打馬，因為若是不操兵，群眾會被他人搶光，沒有群眾就沒有舞台。顯然的，綠營是鬥不過馬團隊。
（作者陳茂雄為中山大學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mhchen02012009/9/9（台灣時報社論）

英法人車真同行 台鐵：值得參考

英法人車真同行 台鐵：值得參考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2009-09-10 06:00	調整字級：

〔記者楊宜中／花蓮報導〕花蓮火車站站長陳裕謀針對鐵路局人車同行業務說，近日有好友帶來了英法海底隧道的人車同行相關資訊、照片，的確顯示相關作業流程及運作優於台鐵人車同行之處，值得參考。 陳裕謀說，根據，英法海底隧道也辦理人車同行業務，方便車輛往返英吉利海峽，而且，因當地採行寬軌，連巴士都能搭上火車車廂，直接穿越海底隧道抵達英吉利海峽彼岸。 陳裕謀說，根據友人帶來的資訊顯示，英法海底隧道客運及人車同行各設立專屬月台，車輛搭火車流程順暢，車輛從列車後方進入、到站後由前方駛離，不多花冤枉時間，而搭載巴士、汽車的封閉式車廂內有完整空調，可讓駕駛人或乘客下車暫歇，人車不分離，真正達到「人車同行」，抵達目的地後立即可將車輛開下車，相關作業十分順暢。 有人認為，若北迴鐵路蘇澳至花蓮之間，也能比照英法海底隧道的人車同行模式，讓巴士、車輛能順暢搭火車，甚至可以替代蘇花高速公路或蘇花替代道路。 陳裕謀說，要大型巴士能搭得上火車，北迴鐵路蘇澳至花蓮段可能得從現行的窄軌改為寬軌，山洞可能也得加寬、加高，相關技術問題有待研究是否可行？有無投資價值？但現階段可確定的是，一般中小型卡車或20人座左右的巴士確定可以搭得上台鐵的板車。 若能讓所有各式車輛都能搭上火車，是否能藉此取代蘇花高速公路或替代道路？陳裕謀說，這個部分，也有待政府及鐵路局高層更縝密的評估、研究，作法是否符合全民期待，有待考驗。

台鐵人車同行服務

這種沒有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服務，會有生意才是奇怪 為什麼不思考從蘇澳到花蓮提供短程服務，而非得從樹林出發。大家最需要的是蘇花公路這一段，北宜高速公路那麼方便，不需要台鐵的服務。真是令人無法理解？？？ 台鐵人車同行 載運車輛恐再降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2009-09-10 06:00	調整字級：

〔記者楊宜中／花蓮報導〕鐵路局從前年開始辦理人車同行業務，以樹林及花蓮站為北上、南下起迄點，每週5、6、日有一列莒光號可「人車同行」，2年來，這項業務持續慘澹經營，但鐵路局基於服務旅客考量，仍不輕言放棄。 根據台鐵花蓮站的統計資料，去年全年到站及發送車輛（北上、南下）總數為89輛，今年1至8月到站及發送車輛總數為44輛，數據顯示，這項業務全年利用車輛數不滿100輛，今年的情況預料會比去年還要慘澹，其中，今年2月到站及發送車輛數甚至全月掛零。 台鐵的人車同行業務，是台鐵高層參觀過先進國家鐵路建設後，為東部地區民眾開辦的一項便民業務，開辦初衷是考量蘇花公路崎嶇難行，希望藉由鐵路人車同行，省去駕駛人開車勞頓，直達花蓮旅遊。 台鐵這項業務從96年9月1日開辦，台鐵也為此打造了2節RCK車廂，開始試辦後，每週5、6、日北上、南下各有1班次列車可以掛運，分別是69次莒光號樹林開往花蓮，回程為68次莒光號。 人車同行原規定必須在7至15天前提出申請，後來才因應需求，改為若仍有餘位，則可當天隨到隨搭，依貨物運送價率為計算基礎，樹林至花蓮間，託運車輛長度4.5米以下單程費用為2359元；車長4.5米以上單程費用為3145元。 人車同行，必須提早1個半小時到火車站調車場，將車輛開上RCK車廂，接著再由鐵路局人員將乘客送往客運月台搭上客運列車，RCK車廂則在調度後，掛上客運列車末端，到站後，駕駛及乘客，也必須從客運月台下車，再轉往調車場的端末月台將車輛開下車。 台鐵花蓮站說，台鐵至目前為止，仍將人車同行業務視為一項不計成本的服務業務，現階段並沒有停辦的考量，至於對於這項業務收費不低，加上人車同行的耗時、費力，台鐵也將視情況改善設施或簡化流程來因應。

緊急命令與災害防救法之比較

緊急命令與災害防救法之比較

前言：
　　「莫拉克」颱風侵台，所挾帶的超大雨量造成台灣近50年來最嚴重的「八八水災」，全台各地災情嚴重，尤以本縣為甚，此時此刻總統是否依憲法所賦予職權發布緊急命令，各方有不同的意見，成為討論話題。依照憲法規定，緊急命令是國家在面臨重大危難時，由總統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後發布的命令，其主要的目的是讓應急作為可以立即推動，不受相關法令限制。而依現有災害防救法是否足以應付此一災害救助、災民安置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而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是否已併入緊急命令之相關措施，得以迅速確實執行各項災後重建工作？茲簡述如下：

一、緊急命令之法源：

    依憲法第43條規定：「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另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43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是為緊急命令之法源依據。

二、總統於88年9月25日發布之九二一震災緊急命令（以下簡稱緊急命令），其主要內容為：

（一）由中央政府移緩濟急籌措重建經費：

依緊急命令第1點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為籌措災區重建之財源，應縮減暫可緩支之經費，對各級政府預算得為必要之變更，調節收支移緩救急，並在新臺幣八百億元限額內發行公債或借款，由行政院依救災、重建計畫統籌支用，並得由中央各機關逕行執行，必要時得先行支付其一部分款項。」

（二）各級政府機關為災後安置需要，得借用公有非公用財產：

依緊急命令第3點第1項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為災後安置需要，得借用公有非公用財產，其借用期間由借用機關與管理機關議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40條及地方財產管理規則關於借用期間之限制。」

（三）簡化民眾安置或重建工作之行政程序，不受各該相關法令之限制：

依緊急命令第4點規定：「政府為安置受災戶，興建臨時住宅並進行災區重建，得簡化行政程序，不受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建築法、土地法及國有財產法等有關規定之限制。」第5點規定：「中央政府為執行災區交通及公共工程之搶修及重建工作，凡經過都市計畫區、山坡地、森林、河川及國家公園等範圍，得簡化行政程序，不受各該相關法令及環保法令有關規定之限制。」

（四）物資徵用及醫療人員進用，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

依緊急命令第7點規定：「中央政府為迅速執行救災、安置及重建工作，得徵用水權，並得向民間徵用空地、空屋、救災器具及車、船、航空器，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衛生醫療體系人員為救災所需而進用者，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限制。」

（五）中央政府得調派國軍執行任務：

依緊急命令第8點規定：「中央政府為維護災區秩序及迅速辦理救災、安置、重建工作，得調派國軍執行。」

（六）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制撤離居民：

依緊急命令第9點規定：「政府為救災、防疫、安置及重建工作之迅速有效執行，得指定災區之特定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制撤離居民。」

（七）加重刑事處罰：

依緊急命令第11點規定：「因本次災害而有妨害救災、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之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以詐欺、侵占、竊盜、恐嚇、搶奪、強盜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賑災款項、物品或災民之財物者，按刑法或特別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緊急命令與災害防救法之異同：

（一）籌措重建經費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1點規定，對重建經費的籌措，強調由中央負責，而依災害防救法第43條之1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

（二）貸款利息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2點規定，要求中央銀行提撥資金，讓災民申請「重建家園所需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而依災害防救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只有辦理「低利貸款」，並無「無息緊急融資」之規定。

（三）徵用物資及進用醫療人員不受相關法令限制之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7點規定：「中央政府為迅速執行救災、安置及重建工作，得徵用水權，並得向民間徵用空地、空屋、救災器具及車、船、航空器，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衛生醫療體系人員為救災所需而進用者，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限制。」依災害防救法第31第5款規定，徵用物資時，並無「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規定，同時亦無「衛生醫療體系人員為救災所需而進用者，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限制」之相關規定。

（四）調派國軍之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8點規定：「中央政府為維護災區秩序及迅速辦理救災、安置、重建工作，得調派國軍執行。」災害防救法第34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亦即非命令性的「調派」，而必須「申請」支援，並由內政部擬定申請辦法。

（五）強制撤離時機之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9點規定：「政府為救災、防疫、安置及重建工作之迅速有效執行，得指定災區之特定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制撤離居民。」但依災害防救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只有防災時有強制撤離的規定。

（六）受災戶役男服役規定不同：

依緊急命令第10點規定：「受災戶之役男，得依規定徵服國民兵役。」惟於災害防救法中並無相關規定。

（七）簡化行政程序，不受各該相關法令限制之規定相同：

緊急命令第4點、第5點規定之簡化民眾安置或重建工作之行政程序，不受各該相關法令限制之規定，已納入災害防救法第37條之2及第37條之1相關規定中。

（八）加重刑事處罰之規定相同：

緊急命令第11點加重刑事處罰之精神，已納入災害防救法第41條規定中。

結論：

因緊急命令是以中央政府（總統）為主管機關，又有其急迫性和時效性，於國家社會遭遇重大變故時，所為之必要處置；相對的，災害防救法則以行政院主管，地方政府配合，屬於一般性和長久性之措施，所以有些緊急命令內容不宜納入災害防救法中，以免影響人權。因此災害防救法並無「緊急命令」的精神和意義，無法因應特殊急迫狀況，值此台灣遭逢重大災害，日後重建之路也將是漫長且充滿荊棘，現行災害防救法缺乏「法外變通」緊急處理方法的規定，是否能有效處理本次災害及其後續之重建工作，將留待時間驗證。

不認錯的道歉攏是假～台灣東社社長余文儀醫師

不認錯的道歉攏是假 台灣東社

　　八八巨災，來臨前馬英九低估了莫拉克的潛在威力危險性，縱有氣象預報不太準，但馬劉團對隊壓根兒錯估形勢，還出席婚禮，大談兩岸雙贏經，「有這麼嚴重嗎」，「父親節大飯店吃個飯很過份嗎，父親節耶，拜託」，國民黨大小忙著中常委選舉拉票宴客，……根本也沒想到該強力撤離人民避災，以為他們有能力應付災變。遇到美、日善意提援助時，馬上現出一付看中共主子臉色，不敢得罪終極統一的心態，示意外交體系全面「婉謝外援」只「歡迎中國人道援助」，八月十日以後發覺事態嚴重，又圓謊推託說不知情，用一個外交部次長扛責；指揮亂無章法，行動慢又亂，竟開始推諉卸責，「地方負責，中央協助」，災情完全無法掌握時劉乾脆推給媒體報導災情；又暗諷地方首長撤離災民不力，自己還有空理「自然黑」的秀髮，大官視查災區帶的是國民黨候選人，「媒體沒水準」「都是媒體亂傳，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吃早餐」，法務部長不去防弊抓弊卻在發便當，勞委會不設法協助勞工應付災變也帶候選人發便當，國防部長讓辛苦阿兵哥放下救災，立正站好四十分鐘，救災不力卻說「我是台灣人」，無能又不當，聞聲救苦，變成聞聲訴苦，何謂「苦民所苦」，災民蒼生何辜？好像死的、受災的都是南部「台灣人仔」活該！

國際媒體（CNN，讀買新聞，紐約時報等）實在看不過去，大幅報導台灣政府救災緩慢無能致災情慘重，引起國際重視紛紛要伸出援手，迫於民意壓力，這才願接受外援，接著還是一付「千錯萬錯都是別人及屬下錯」，余文第二第三不斷出現成為代罪羔羊。被問起自己要如何負責，答案竟是「懲處相關官員」，災害為何如此大，則怪罪雨量太多，天候不佳，無法救災，以及居民不肯撤離。應變機制如何救災，軍方資源眾多，不強力動員，手中有何工具不知運用，不知啟動緊急命令國安機制，全力救災應變，卻只會辯解卸責，政府無能，形同腦殘、心臟麻痺，暴露無遺！台灣人民為選錯領導人及政黨付出慘痛的代價！

CNN為「This man」「這個人」做民調，顯示民意認為「This man」應辭職下台的比率高達82％。「這個人」知道事態嚴重，又弄大型記者會企圖說明，整個記者會只見表面道歉、鞠躬，巧詞辯解消遣英勇救難英雄之外，仍然沒有認錯誠意，而要大家同受教訓，要教育訓練人民……，自己錯在那裏（傲慢、無能、專斷、心目中只有中國為大、裝傻、裝無辜、做秀心態依然固我），今日下鄉表演鞠躬道歉秀，7秒延長為十秒，真是無知，以為如此可平息民怨，無能又無恥，如此的人就職一年三個月已經把台灣國家變沒有了（中華民國或台灣消失不見），執政能力完全不足，經歷此次八八巨災，簡直把台灣的家也毀了，如此不稱職的「這個人」還要逼人民接受他要臣服中國簽定的ECFA，全國鄉親們，你們放心嗎？國民黨家財千億，又完全執政，卻把台灣治理成家園殘破，哀鴻遍野，難道不該捐出百億以供賑災重建嗎？

不真誠認錯檢討的道歉，不要也罷！

余文儀 醫師

台東市光明路123號 089-337447

E-mail：ent.weniyu@msa.hinet.net

八八巨災全民省思 ～台灣東社社長余文儀醫師

八八巨災全民省思 台灣東社

　　去年前年曾走茂林、藤枝國家森林公園旅遊及造訪錫安山（Mt. Zion）園地，對高雄縣山區豐富勝景留下極深刻印象，覺得自然環境與東部均得天獨厚，不相上下，但在山區繞行良久（加上迷路）GPS上路線以因水患消失而需改道繞行，發覺山區道路橋樑極為脆弱，過度開發墾植相當嚴重，如遇風災大雨一定有難，果不其然，一場陣雨路及橋樑機乎要淹，我們的車子幸運脫離，其山區築路築橋方式基礎與東部相似，距歐美方式標準差距極大，是台灣普遍存在的危象，那瑪夏、小林村、桃源鄉村落開發過度，人口又聚集多，實在不安全。

天災難躲，但長期人禍助長天災嚴重度，路毀橋斷，山林剝離，土石傾瀉而下，家毀人亡，美麗長青家園不成人型，許多地區成為人間鍊獄，災害其大無比，應此，全民必需承受苦果。九二一後山嶺土石不穩，每次颱風，洪災必生，經濟民生產業損失慘重，難道大家還不清楚問題徵結何在？全民要省思覺醒，我們認為：

（一）政府應全面積極遏止國土過度開發，特別是山區：嚴查嚴懲不當開挖，恢復正常造林植披，且要痛下決心，投下人力資源，行動迅速，視同作戰。

（二）檢調全面清查「山老鼠」及山坡地、山區屯墾的合法性合理性：相關主管單位（國產局、林務局、水利署）應主動出擊打擊不法，清理內部害群害民之馬。每次洪災，河床海岸大量漂流木，尤其是本次巨災，漂流原木淹蓋全部東南海岸線，太多證據顯示流失貴重木材均有事先被鋸砍跡象，山老鼠猖獗，山區居民受雇背後黑勢力，並賴以為生，大肆不當砍伐山林原木，破壞國土、生態，間接傷害人民生命財產，司法及事業主管單位應立即啟動調查偵辦，遏止惡性重大的罪行。

（三）全面深入整治河川水利：委請水利、工程、生態專家全面勘查，做成正確久遠的專業判斷，清理河床，整頓加強保固橋樑、坡堤。

（四）重新檢討國土規劃，城鄉均衡，永續經營：矯正不當過分集中人口分佈，大量剝奪大自然的失衡現象。

（五）啟動教育全民永續家園、尊重自然環境生態的正確觀念：拋棄急功近利，只知經濟作物，砍伐山林，種因造業的傷害自然生態，人不能勝天，而是要尊重自然，與自然共有共榮，視為全民運動，保家衛土。

余文儀 醫師 2009-8-20

台東市光明路123號 089-337447

E-mail：ent.weniyu@msa.hinet.net

謙卑面對大自然山林~東社社長 余文儀 醫師

謙卑面對大自然山林

　　　　　　　 回覆農委會陳財輝博士　　　 2009-8-24

　　昨日赴金峰嘉蘭災區探視，順便問林村長尚缺什麼物資，所見比三年前賀伯颱風災情更慘，河岸、橋樑、山路切斷剝離，家屋倒塌、沖失、河床墊高擴大、漂流木處處堆積、河岸附近多見經濟作物（如九重閣、香椿、檳榔、生薑……）而不見森林……真令人嘆息不捨。

　　巧遇馬英九先生率團隊前來此重災區，「一鞠躬，來晚了，道歉」過後，聽災民心聲建言，然後請幕僚答覆，「盡全力配合解決」，聆聽災民心聲及官員對答，幾乎全部集中在救災、救急、重建，多在要錢、要物資、要免稅、免付貨款、組合屋、中繼屋，道路橋樑重建、家園重建、財團認養……，似乎未聽到檢討天災生成原因，為何如此嚴重，而且再三發生，大家應如何審慎因應知所改進。也不禁讓我感嘆「天災難躲，長期的人禍助長天災嚴重苦果」，受災如此嚴重，山林剝離，土石流排山倒海、河川改道家園慘破，屋埋人亡，人定不能勝天，但已向大自然要太多，冒犯太多，大自然反撲，人民尚不知究因，警醒謙卑，恐怕痛苦的路還很長呢。

　　東部山林海岸壯麗長青，天然資源豐富，污染相對輕微，但多年來觀察，山區林木過度墾伐，違法墾殖，急功近利，相對普遍，某些山嶺，放眼遙望有些已是「臭頭爛耳」！請君往金針山區即一目瞭然，多年來農政單位補助許多農場，夠力的爭取多，櫻花、金針花、桃李花木、竹林爭奇鬥豔，但山路不斷擴大，而且居民還要擴延至知本溫泉後山，急要觀光利益，而山區諸多爛墾，有些山坡殘破不堪，環保、林務單位扮何角色？環評、保護林木何在？整個國土規劃政策多頭馬車，相互推託，政策顯然空汎不當！

　　「山老鼠」名詞存在多年，此次超大量漂流木，南北海岸近百公里，引起我們合理懷疑，我們用意在希望檢調及相關主管單位重視調查，媒體登載有所失真，謹表示歉意。但林務、農政、水利、環保四大單位，在政策面不夠完美卻仍有許多項法律規範之下，平日似不勇於任事，對台灣山河水淺急流，颱風洪災頻繁之下，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駝鳥心態，居民也懵懵懂懂，急功近利，缺乏環境保護認知之下，而官員常以「人員不足無法詳查」搪塞……。人民、政府都不真正疼惜山林，卻都善於「推諉塞責」，振振有詞，還不都是廣意的「山林老鼠」嗎？

　　唉！天佑台灣

余文儀 醫師

台東市光明路123號 089-337447

E-mail：ent.weniyu@msa.hinet.net

《金融時報》專欄：中國的教育絕境

《金融時報》專欄：中國的教育絕境 雷達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中國的教育，那就是潰敗。產業化教育將中國拖入一場馬拉松式的賭局之中，被脅迫加入遊戲的皆成輸家，坐莊的席捲了所有的財富。　　似乎有那麼一個“老大哥”——英國作家奧維爾在名著《1984》裏塑造的“獨裁統治者”， 一直在盯著我們，全體國民都通過螢光屏幕處於其嚴密監控之下，無條件地服從其旨意。 “不過，他的角色已經變成了精明的商人”。　　以優質資源做誘餌的莊家，制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每一個環節皆明設或暗設機關，布下天羅地網，令參與者束手就擒。這與“老大哥”的控制手段如出一轍：單一的思維和需求導致單一的選擇。　　通過意識形態審查與控制，以及經濟尋租的雙重扼制，實現了教育的專制。人的教育死了，掠奪開始了。在教育的名義下，搞定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人質和籌碼。
求贏的目的論教育學與成功學，窒息了學子的心靈。他們大都喪失了學習的興趣，以考分機器的面目度過人生最美好的年華。　　父母們焦躁不安，傾注全力——精神和金錢，供養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希望之芽。　　全社會處於異常緊張的戰爭狀態，為每年一次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而操勞。　　每一個考生的親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奔走於權柄之間，遷移落戶，風餐露宿，寄居他人屋簷之下，早起晚睡，接送，輔導，訓斥，犧牲節假日，放棄人生享受，為的只是後代完成跳龍門的壯舉。設計複算計，沒有心機的有了心機，有心機的成了人精。
在貌似唯一公平的平臺上，誰也不願意先輸一程。有錢沒錢，都得咬緊牙關，走過這一偉大的長征。考上了名校，也只是稍稍鬆口氣，還有找工作，買房子，婚嫁諸事有待操勞。一代代就這樣老了，沒有人能看到苦難盡頭那一抹曙光。有詩人在二十年前曾經感歎：為什麼我看到的總是父親的背影？　　我們要走的是一個程式，一個隻想採擷果實——畢業證的行為藝術。　　對絕大多數學生來說，他們從未完整地發育過，獲得教育的滋養。無暇顧及自己身心的成長，鮮有時間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想像力，從而確立安身立命的價值觀。目標在前，沒有當下。教育把孩子與自己的生命割裂開，把他們與生活和廣大的世界隔離開，他們在死寂的環境裏“記住一切有可能在考試中出現的東西”（一個美國中學生的話）。
中國喪失了自己的孩子。他們不會猶疑、徘徊，父母包辦設計好了他們可憐而偉大的一生。目標堅定——不是自己認可的；全心全意——不需要操別的心，父母已經包辦了他們的一切生活及生存雜事；唯我獨尊——他們是家庭的核心，一顰一笑決定著家庭的氣氛；冷漠世故，他們把一切都看穿了，故此不再有發自內心的熱情，世界與自己無關。他們是一座座孤島，長夜難明。　　作為起點的大學，成了終點。放鬆，放縱，他們要把十多年壓抑的力比多發洩出來，要補償自己。性與就業，主宰了校園生活，對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標前，變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許是，很多人從來就沒有過求知的衝動，因為他們早就沒有了那種本能。　　對成功學的信奉者而言，時間是無用的東西，他們更願意相信各種層出不窮的速成技巧，所以，在中國，教育常常就是騙子的產業。只要給出一個速成的目標，家長們很樂意掏癟自己的錢包。
教育製造的災難，正在由全社會來承受。　　高考前夕，直接留學和棄考成為熱點話題。“攀升的棄考率，反映的一個邏輯是——高等教育相對投資價值的下降。”第二十五期《瞭望東方週刊》的社評指出，中國高等教育替代品的出現和高等教育產品自身預期的下降，是兩個主要原因。　　高教大躍進所製造的產品——畢業生，已經成為中國維穩的不穩定因素。從鼓勵大學生做村官到鼓勵參軍，政府殫精竭慮。第二十一期《中國新聞週刊》以“新知青運動”為題，介紹了幾位大學生村官的現狀，在精英匱乏的農村，他們未改變什麼，卻往往被改變著。一滴水撒進大地，孤獨的是水。他們並不想把根紮在農村，那只是人生的一個過渡，被動選擇的他們，期待著服務期滿後的工作前景。從2008年開始的十萬大學生村官計畫，顯然需要面對龐大的就業缺口。“在行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這樣的出口能有多寬，未為可知。”持續增長的待業數量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消化。問題是，支持大學生社會就業的政策，無意間在和農民工爭奪飯碗。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唐鈞專家對《新世紀週刊》記者說，參軍這項緩兵之計堵死了農民的路子，把大學生當人才培養當農民工用，最後的結果就是“讀書無用論”觀念的抬頭。　　災難的源頭在大學。第十三期《財經》雜誌指出，大學生就業難根源在學校，因為他們不考慮社會需要：專業人數過多，專業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嚴重脫節。“高等教育的定位與產業解構的需要錯位”。在毛入學率高達22%的中國，學校家長和學生，依舊是原有的精英意識。“普通專科學校也向培養高級人才的方向靠近”。據統計，全國有326所學校設立經濟學專業，510所設立法學專業。
1999年以來，本為延緩就業壓力而實行的緩兵之計——擴招，製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師資和需求於不顧的高等教育大躍進，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級，一個專科院校短短數年就可以發展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專業同質化，教育過剩。師資不足，生源素質下降，專業設置脫離需要，在人保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主任張麗賓看來，這些因素造成“地方院校走出來的專科學生成了真正就業困難的大學生”。　　聰明人借助泡沫大發其財。以獨立相標榜的大學排行榜就是一例。　　6月22日出版的《時代週報》報導，身份不明的武書連收取多所高校“贊助費”，使其排序靠前。互相利用的結果，依據此民間排行榜選擇學校的考生，掉進了謊言的陷阱。　　在我看來，第十七期《新世紀週刊》所作的“中國大學滿意度排行榜”具有一定的說服力。這個由畢業生對母校打分所建立的排行，可以充當選擇學校及專業考生的參考。在今年的榜單上，上海交大獨佔鰲頭，前十名中有六所出自長三角地區，記者分析乃是得力於該地更豐富的就業機會；高校擴張最瘋狂的武漢，大學生總數已經超過京滬兩地，達百萬之眾，但簽約率僅有兩成，就業形勢最為嚴峻。該榜最有吸引力的一個子榜或許是“工作收入薪酬排名”，名列前二十名的復旦等高校臉上有光了。　　大學資格爭奪戰醜聞迭出。繼《中國青年報》揭露吉林松原高考瘋狂作弊後，《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深入採訪，為我們細緻描繪了一幅驚心動魄的群醜圖。當地的作弊，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高考作弊公然以產業化的姿態挑戰道德極限：從戶口遷移、集體抄襲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條龍服務迅捷便利。監考形同虛設，教師參與販賣作弊機，人們的羞恥感罪惡感蕩然無存。他們唯一的集體快感或許是，以己之獲利，鯨吞了屬於他人的資源和未來。2008年，該市600分以上的考生超過了該省兩個大城市長春和吉林的總和。
諸多高考醜聞無一不在證明：大學資格成為掠奪最激烈的一塊領地。原因在於，這是全社會能爭奪的唯一一塊公共資源。對每一個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的未來；對每一個學生來說，這是改變命運的天梯。　　考上大學之前的日子是可怕的。每一所學校幾乎都類似於集中營。壓抑的氣氛令孩子們終生難忘。那種殘酷是滲入骨髓的。第二十三期《新民週刊》報導了一個13歲上海少女的自殺事件。精神折磨徹底擊潰了一個少女。可怕的是，學生大都不願作證，記者費盡周章才找到三個肯說話的學生，還原了那堂致命訓話的核心。該不幸事件的癥結在於，升學指標造成教師心理失控，把壓力轉移到無辜的學生身上。處在壓力和焦慮中的學生，恰似一座活火山，隨時會噴薄而出。　　在上中學之前，奧數與英語，猶如兩條毒蛇，纏住了每一個家庭。追求智慧的東西變成了加分工具，機巧取代了對未知的探求；外語取代母語，成為荒誕而實用的敲門磚。
教育學者楊東平教授不明白，影響學生健康和家庭經濟的壞事，為何就不能得到糾正呢？利益主體乃龐然大物，只有如此，他們才能保證其壟斷收入。越大越急迫的問題，越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拖延下去。所有的人為災難到最後都不會有真正的責任人。這種教育走到自己的終點了嗎？　　敏銳的《新週刊》這次選對了題目：《無法成人——中國人的成長鏈》。作家胡小同不無諷刺地寫道：求學越來越早，成家越來越晚，畢業越來越難找到工作。一切“為了孩子”的中國父母是中國孩子無法成人的根源。　　缺乏生氣的學生們的臉，焦慮而嚴酷的教師的臉，執著又茫然的父母的臉，為中國打上了難以輕鬆的底色。被譏諷為中國式母親和中國式父親的中國家長們，只有當你們走出了成功學的魔咒，遊戲才或許可以終結。
讓我們記住臺灣大學校長的話：“大學是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 “學生具有良好的品性，社會的良心堡壘就更加堅固”。（見第十三期《南風窗》）如果我們讓自己的孩子丟失了良好的品性，即使上了再好的大學也沒用。一個不能自己選擇道路的孩子是沒有未來的。

缺乏奧援 農民憂後繼無人

缺乏奧援 農民憂後繼無人 自由時報 記者陳曉宜／調查採訪 「穀東俱樂部」發起人賴青松在宜蘭務農闖出一片天，他說：現在農村最大問題是「後繼無人」。樂天的崑濱伯稱自己是末代稻農，而今他也不免憂心地說：「農村最重要的是要年輕人回來。」 農委會當然也看到農村老人化、空洞化現狀，也聲稱再造農村建設，就是要讓年輕人回鄉團聚，但官員與農民的核心認知卻大不相同：「農民們希望的是年輕人到農村務農生產或進行產業升級改革，但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卻只著眼在硬體建設的休閒觀光。」 租地價格高昂 新農民無力負擔 想要讓農村再生、後繼有人，政府必須知道農民的問題，才能知道如何提供有效協助。三十五歲的何凱西，放棄師範學歷，來到嘉義民雄務農。完全不懂農事的她，在一年多年前受聘為私人的田間管理員邊做邊學，好不容易得到朋友幫助提供一塊農地，讓她開始學習種植無農藥蔬菜。但在蔬菜還未種植成功前，只能每月以打工收入五千元過活。 何凱西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租地和租屋，因為她不是「返鄉」，而是在尋找「新故鄉」。政府推出「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看起來不錯卻幫不了她，農委會推出的農地銀行，標價都貴得嚇人，一分地一年要價一萬到數萬元，但實際行情卻只要約六千元。 有一回她參加農地銀行說明會，一位農會幹部坦承，因農委會規定每個農會要提供一定筆數出租農地，農會只好拿親友農地充數，為了不讓農地真的被標租走，只好抬高標價。 向農會申請補助不易 另一個案例是年收入曾達二百萬元的林義隆，他辭去竹科主管職務來到台東鹿野務農。與凱西相同的是，台東也是他的新故鄉；不同的是，他有資本自己購地、建屋，才能成功地以「秀明自然農法」，種植出鳳梨、楊桃等水果，並透過產銷合作管道，可月入近五萬元。 他說，農民最需要充足資訊與協助產銷，無知老農會一窩蜂地跟種導致量大價跌，新農則因生產技能與設備不足，導致好幾年無法成功生產，形成收入空窗。 但這些協助，卻無法倚賴農會。林義隆說，他曾因申請機具補助碰壁好幾次，也不知道可申報颱風損失，當地農會對他不聞不問。 台東茶農陳朝榮也說，他曾向農會申請補助有機農作獎金，農會竟以「沒辦過」為由，讓這筆中央撥下來的獎金因屆期未領被收回。某農會更利用農民人頭向政府申請興建民宿補助經費，款項下來後，農會竟自己蓋屋做民宿收錢，農民一毛錢也沒拿到。 林義隆說，所謂再造農村生活，不該只是做些景觀工程，應是生活機能改善，例如協助新農租屋，農忙時幫助農民照顧老人、托嬰，幫助新農融入當地文化，幫助農民進行產銷合作，減少農會、合作社等層層剝削。 台大農推系博士生蔡培慧說，台灣糧食多由小農生產自給，政府最應該要做的是產業創新機制，將生產消費結合，例如美國做社區支持型農業、日本做地產地銷、歐洲做農民市集，都是在面對農村衰敗時，施行的生產消費連結方案，目的在解決農產品流通問題，進行產銷合作。 嘉義民雄西昌村的翁坤明，正職是於台塑上班，下班後與妻子一起種植無化肥水稻。他發現很多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都想遠離都市，返璞歸真，政府要做的就是幫助這些新農民，輕易返鄉或進入新故鄉，這不是花大錢做些無關痛癢的建設就可以，而是要他們喜樂於吃到自己種的米，學習愛這塊土地、愛上農村生活。 建議補助年輕人回來務農 崑濱伯也說，現在失業率這麼高，政府既然有錢，不如補助少年人回來務農，有種田生產的人才可以補助，不要補助休耕者。他語重心長地說：「台灣糧食已經快不夠了，都快全變進口的了，要補助生產，不是補助休耕啊！」

環保志工假期：邊工作邊休假 邊做生態環保

邊工作邊休假 邊做生態環保

更新日期:2009/05/08 16:19 李柏毅

【記者李柏毅報導】一面工作，一面環保，可以享受自然美景，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參與生態工作假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環境資訊協會主編彭瑞祥表示，生態工作假期有很多種表現型態，但主要都是在於棲地保護跟文化資產管理。

生態工作假期短則一天，最長在國外也有長達一個多月。主要的工作在於棲地保護及文化資產管理。例如到陽明山移除優勢種或外來種的植物，像是長的像芒草的李氏禾，還有水族箱裡常見的水蘊草。

環境信託中心主任孫秀如表示，這些維護工作除了避免濕地走向陸域化、保持生態多樣性，它還是一種環境教育的過程，讓民眾親身體驗環境維護的工作。

彭瑞祥指出，生態工作假期起源於英國，「英國國民信託組織」從1967年起，先後展開13種各類型的工作假期。而它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與公益信託做結合，也就是將文化資產或保育區委託給公益團體，然後號召志工幫忙。

他舉例，台東成功鎮的環境教育園區，原本是果農跟林務局承租的地，後來果農將使用權捐出給環境資訊協會，做生態資源調查及環境教育活動。

他說，生態工作假期在台灣還不算普遍，但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參與，也有其他相關單位開始用這個方式進行環境保護，像是台南北門社區大學跟縣政府合作的七股護沙活動。

參與生態工作假期，除了出力也要負擔一些費用。雖然說是志工，但仍要自行支付基本的食住開銷，另外還有生態環境參訪與解說的成本，這些都是對環境保護一項小小的投資。

台東生態：嘉明湖湧入登山客 500人搶6間生態廁所

嘉明湖湧入登山客 500人搶6間生態廁所

更新日期:2009/05/10 16:28

（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10日電）玉山杜鵑花開，五月初連續假期嘉明湖湧入登山客，500名遊客擠爆向陽和嘉明湖避難屋，搶用6間生態廁所，人潮遠超過當地生態負荷，5月底的連續假情況可能更糟，讓人憂心。

嘉明湖是中央山脈南段主稜上最大的高山湖泊，必須經過向陽、好漢坡和三叉山步道，全長14公里。這條國家步道親近性很夠，難度亦不高，林務局4年前重修整檢步道並於沿途設置向陽和嘉明湖兩個避難小屋，因此最近幾年爆紅，每年湧入上萬人次。

每年4月過後，玉山杜鵑花開，進入登山旺季，登山客大部分集中在週休2日。5月初連續3天假期，根據向陽派出所登記登山客就有484人，加上原住民背工，超過500人，將嘉明湖和向陽避難屋擠的水洩不通。

利稻背工達亥形容當時的情況，避難屋附近可利用的空地都搭滿了帳篷，向陽和嘉明湖兩間避難屋僅有6間可使用的生態廁所，平均近百人搶用一間廁所，環境品質可想而知。

達亥說，人潮除了影響登山品質、對生態造成傷害外，登山客帶來惡劣的競爭，因資源有限，經常發生登山客搶床位、佔地盤、搶水源事件，搞的大家心情惡劣。

向陽派出所憂心的說，現在已經進入登山旺季，接著是5月底的端午節連續假日，預計湧入上千位的登山客，屆時對登山品質的影響可想而知。

農村再生（五）：休耕賺更多 間接鼓勵農民廢耕

休耕賺更多 間接鼓勵農民廢耕

更新日期:2009/05/10 04:09

記者鍾麗華／調查採訪

剛插秧的水田旁邊雜草蔓延，生氣盎然的農地與死氣沉沉的休耕地形成強烈的對比，「穀東俱樂部」發起人賴青松形容，這是「一個農村、兩個世界」。

政府每年支出的休耕補助高達一百零六億元，如種植綠肥、景觀作物每公頃每期作補助四萬五千元，若僅翻耕者則補助三萬四千元。根據農糧署統計，二期休耕面積約二十二萬公頃，其中六萬公頃是兩期皆休耕、十萬公頃只休耕一期，耕作面積僅不到二十六萬公頃，休耕地幾乎快接近耕作面積。

補助超過農民種田所得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雖然仍看得到翠綠農田環繞山城，但兩河文化協會理事長姜信淇說，南埔從前是北埔鄉的穀倉，供應北埔之外，還賣到竹東、寶山，甚至新竹，但現在南埔村七十幾公頃的水田，耕作的只剩下三分之一。宜蘭員山鄉更慘，以前有二千公頃農田投入生產，現僅剩五百公頃在耕作。

「休耕補助遠超過農民實際種田所得，誰還想要耕作？」台灣稻農公司董事長王得利拿起筆，仔細計算農民每公頃投入的成本，包括整地、插秧、除草、收割、烘乾與肥料、農藥等，就超過七萬元，以一公頃生產一萬台斤濕稻約可賣得十一萬元，農民實質所得不到四萬五千元，忙了大半年，所得遠低於休耕補助，如果遇到颱風或天災，注定血本無歸。

休耕地荒蕪 影響實際耕地作業

休耕政策也帶給實際耕作農民困擾。賴青松說，休耕地沒有農民固定巡邏，灌溉排水常出問題，他的田也受波及。想借田試驗自己的一些想法，卻因休耕政策「卡住」，農民不願意出借。也因為不算低的休耕補助，讓租地耕作者負擔沉重，一公頃農地至少要拿出與休耕補助一樣租金，農民才肯租地，成本要高出一倍。

農委會推出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說要活化休耕地，補助租地耕作者，卻要拿出契約才能申請。「農村是人情、人際關係社會，口頭約定取代一切。」賴青松租來的五甲地連一紙契約都沒有。王得利代耕的十二甲田也一樣。

獲得日本米食競賽特別優秀賞的稻農彭鏡興認為，人民勤奮是國家資產，但休耕補助政策等於讓土地放棄生產，不用種田還有錢可領，根本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卻也讓農民養成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是國力的消耗，要如何教育、傳承下一代？

從過去兩萬三千元到現在的四萬五千元，休耕補助與老農津貼一樣，成了選舉加碼的工具。事實上，為了鼓勵休耕地投入生產，原本農委會今年計畫取消連續休耕二期的補助，改成一年休耕一期才有補助，卻在反彈聲中又讓步。不過，獅潭村還是有八十五歲的老農民無論穀價多低，還是要繼續種下去，每天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為無法眼睜睜看著農田荒蕪，這是老農對土地的堅持，但老農還能做幾年？而下一代子孫會如何對待土地？是休耕抑或賣地蓋農舍？

農村再生（四）：農地流失 台灣恐有缺糧危機

農地流失 台灣恐有缺糧危機

更新日期:2009/05/10 04:09

記者鍾麗華／調查採訪

「二十年後，我們要吃什麼？」一旦生產農作的農地不斷流失後，台灣恐將面對的就是糧食危機了。

耕地面積下降 10內減少四萬公頃

翻開農業統計年報，耕地面積不斷下降。民國六十六年時還有九十二萬公頃、八十六年為八十六．四八萬公頃，九十六年為八十二．五九萬公頃，短短十年，減少近四萬公頃，若扣除休耕的十六萬公頃的土地面積，實際耕作恐不到七十萬公頃。

台大農藝系教授郭華仁推估，如果九十萬公頃的耕地全部種稻，並以一人一年所需熱量計算，只能養活約一千萬人，但全國人口總數早已破二千三百萬人，顯然台灣自己生產的糧食嚴重不足。

我國糧食自給率為三十．六％，十年來減少近七個百分點，光是稻米自給率就下降二十二個百分點，大豆、玉米、小麥幾乎仰賴進口。反觀世界各國，日本糧食自給率為四成、中國九成，即便如美國、法國等歐洲工業國家也超過百分之百。

去年爆發國際糧荒，稻米主要生產國禁止出口、小麥價格跟著石油攀升，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才趨緩，但清大教授彭明輝預料，景氣一復甦，國際糧價勢必會飆升比去年更高。因為耕地流失，全球人口卻不斷成長，加上石油枯竭、需求陡增，生質能源與人搶糧，而油價居高不下，糧食的生產與進口成本也增加，都讓國際糧價有理由再漲。

受到波及的不只有小麥、稻米，還有大豆、玉米等飼料作物價格飆升也帶動禽畜肉品，影響民眾動物性蛋白質的攝取。彭明輝強調，在沒有糧食危機時，糧食生產國會循市場機制運作，一旦遇到糧荒，勢必就禁止出口。

安全存糧逐年見底 去年僅剩32萬公頃

面臨糧食危機，政府動輒拿出我國的安全存糧向人民保證，事實上，安全存糧正逐年見底。九十二年還有超過八十四萬公噸，但去年只剩下三十二萬公噸，才六年就少了五十二萬公噸。農委會訂出國人三個月消費量、三十萬公噸為基準，在米價高漲，不斷釋出公糧調節下，現早不到此一標準。當安全存糧也拉警報時，該怎麼辦？

爆發國際糧荒，國人大可不吃麵包或麵粉，就像幾十年前一樣只吃白米飯，只是「如果農地不見了，連米都沒地方種，沒飯可吃，台灣會不會發生暴動？」

郭華仁說，政府雜亂無章的農地政策，已讓農地破碎化，也導致優良農地消失，不僅建築遮蔭，農作長不好，水泥侵入土壤，如果地下排水系統也沒做好，恐怕污染農地。而農地是國家珍貴的資源，工商、住宅區卻要搶進農地，但他觀察，許多工商、住宅區開發後閒置，政府應利用既有的土地，不要再與財團一同把手伸進農村。

農村再生（三）：農舍變別墅 農村沒人要下田

農舍變別墅 農村沒人要下田

彭鏡興（左起）、王得利、賴青松對台灣農村的未來發展，憂心忡忡地討論著。（記者鍾麗華攝）

記者鍾麗華／調查採訪

高聳圍牆圍起生產的農地，不是為了插秧、耕作，而是蓋起美輪美奐的「別墅型農舍」，農舍的主人並非農民，而是有錢有閒的「都市鄉巴佬」。當水泥、混凝土灌進農地，失去的一切就永遠無法復返了。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華文細數著近年的變化，小小的獅潭村就矗立二十幾處嶄新的農舍，退休校長、縣政府公務員住進來，還有一些生意人。常常聽到「誰的田又賣掉了」，他無法理解，「獅潭明明位於只能從事農業生產的『特定農業區』，為何土地買賣與使用沒有限制？」

獅潭村新別墅暴增 土地買賣沒限制？

蓋起的農舍甚至媲美台北陽明山仰德大道上的豪宅，還有電視連續劇三番兩次來借屋取景，但獅潭村令人印象深刻的，絕不是美麗的建築，而是長長四公里主要道路上，一整片的山麓田園光風，除了路頭路尾的「柑仔店」，沒有一家商店，這種純樸的農村景象也正是張華文自豪的。

來到新竹縣北埔鄉的南埔村，年輕農夫魏子強發現，耕地變建地的情況很普遍，他手一指，「又有別墅開始蓋」。賣了土地，新移民就會進來，令他擔心的是，「移民熱中的不是農業生產，而是中產階級的休閒」，捨棄的農業最根本的土地經營，接下來，財團會不會進來？

穿過雪山隧道，映入眼簾的蘭陽平原，不是一整片綠油油的農田，突兀的別墅型農舍以及立在農田中的出售告示牌佔據了視線。農村的寧靜景致被破壞，宜蘭早已隨著農發條例十八條與北宜高通車後，成為台北人的「後花園」，「農村再生條例」草案一旦通過的話，會不會「淪陷」得更嚴重？

蘭陽平原淪為台北人後花園

台灣稻農公司董事長王得利對於住家附近蓋起多少漂亮的農舍，已無法好好計算。他說，農舍裡的住戶究竟是不是農民？從農舍外觀就看得出。從他家往外望，「這種看起來普通、不是很好的，就是農民住的；這一間花了一千五百萬元蓋的，是台北的醫學中心醫師的房子，放假才來住，平常還有守衛管理。」

王得利住的員山鄉，他估計至少一半以上的農地已經淪入台北人手中，整個宜蘭縣的農地，也有三分之一以上被賣了。宜蘭的農地一坪只有一萬元，與台北一坪動輒幾十萬元相比，實在太便宜了，讓建商、炒地皮的財團有機可趁。

看著原本代耕的農地，蓋起別墅型農舍，種田超過四十年的王得利低頭嘆了一口氣，他記得以前買賣農地，還要附耕作能力證明，但現在只要有錢，任誰都能買。宜蘭的農地價格被炒高了一倍，他不解，「難道政府以為炒作農地價格就能提高農民收入？」待價而沽的農地，面對的是土地轉型的商業計算，如何能讓農業生生不息？

自由時報

綠島人權論文：GREEN ISLAND ELEGY: HUMAN RIGHTS IN THE CHINESE WORLD

GREEN ISLAND ELEGY: HUMAN RIGHTS IN THE CHINESE WORLD

 

Paul Monk

 

        Green Island lies just off the south east coast of Taiwan. For decades it was Taiwan’s most notorious place of incarcer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Built during the so-called White Terror of the early 1950s, it held thousand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t one time. There were 14,000 there in the mid-1950s,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s.[i] Thereafter, numbers declined, but the prison was not closed until after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1987. During that era, officially, 29, 407 people were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Unofficially, Guomindang figures have put the total at up to 70,000. According to none other than Wang Sheng,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Guomindang repressive apparatus for many years, the number executed was around 15 per cent of the total, or between 4,500 and 10,000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execution files have long since been burned.[ii]

        In the 1990s, a memorial was built on Green Island, to commemorate those imprisoned and executed in the harsh years before democratisation came to Taiwan. The memorial is simple and austere. Standing at its entrance, one can look out over the vastness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contrast its immense openness with the deadly confinement to which the memorial bears witness. Just past the entrance, descending into the court of the memorial, there is a long wall. On it are inscrib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ames of 750 prisoners whose records have been checked. Against the names of those executed there is a small mark. They are many.

        Far from Green Island, in the heart of Taipei, there is another 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Guomindang repression: the 2/28 Peace Park and Museum. Here is commemorated the fearful bloodletting that occurred between 28 February and late March 1947, when the citizens of Taiwan rose up against misrule by mainlanders and were crushed in a brutal military operation by Chiang Kaishek’s armed forces. For decades the history of these events was politically suppressed by the Guomindang, but the Taiwanese did not forget and the Museum now records the general outline of what happened at that time.

For many mainlanders it is deeply upsetting to confront this history and there are some who still insist that it is not history, but Taiwanese nationalist propaganda. They are mistaken. There were many witnesses to the events at the time, not least among them the American diplomat, George Kerr, who set down accounts of what they saw.[iii] Taiwanese exiles kept the matter alive, claiming that 20,000 people had been massacred. In 1991, two Chinese and one American scholar publishe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matter, in which they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deaths, almost all Taiwanese, was between 8,000 and 10,000.[iv] That wa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In 1995, the Guomindang itself apologised for the terrible excesses of 1947 and admitted that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killed in 1947 was between 18,000 and 28,000.[v]

These are numbing statistics. An equivalent level of bloodshed in Australia today would mean some 75,000 or more people being executed in a matter of weeks. Small wonder that even the pro-Guomindang Ramon Myers and his colleagues, in 1991, described the 1947 massacres as being followed by a ‘glooming peace’ which “covered Taiwan like a blanket of ashes laid down by a forest fire”.[vi] The Green Island memorial and the 2/28 Memorial Museum, however, make the dead more than statistics. They also rub away some of the numbness, by physically signifying that the truth has come out, that the cause has been vindicated and that repression as a means for resolving political differences has been repudiated.  The ‘glooming peace’ has been supplanted by a vigorous green growth without further violent upheaval and the heirs of those executed in 1947 have taken office in recent years a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is is a human rights story which should be much more widely known and understood than it is. It is a paradigm case of democratisation, which merits emulation in a world still grievously beset by ruthless political violence. It is a shining example, within the Chinese world, of what is possible when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ism and ideological bloodymindedness are replaced by magnanimity, imagination and principle. And it is, finally, a dramatic proof that human rights are not something confected by Western civilisation to interfere in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ains of post-colonial states. They are fundamental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without which barbarous violence and arbitrary government will both occur and go unchecked.

When Taiwan was handed back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45,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Japa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aiwan was in excellent condition. The Japanese had been savage conqueror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in Asia between 1937 and 1945, but in Taiwan, which they had taken from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95, they had been immensely constructive colonial masters. They had developed rail and port infrastructur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ousands of Taiwanese received good educations in Japan and played dignified roles in the life of the island under Japanese rule. In consequence, they found the contrast with Guomindang rule after 1945 a shock. It was especially a shock to them because they had hoped tha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Guomindang –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 would entail sound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By 1946, educated Taiwanese had invented a wry pun to characterise Guomindang rule. The San Min Chu-I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y quipped, had turned into Ts’an-min Chu-I  (Cruel Personism).[vii]  Nothing the Japanese had ever done in Taiwan prepared the Taiwanese for what happened, however, when they rebelled against their mainland rulers.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ommunists had just entered its final phase in February 1947 and the Guomindang acted ruthlessly to root out opposition on their southern flank in Taiwan. Thousands of regular troops were put ashore at Keelung and Kaohsiung. They came ashore shooting indiscriminately, then proceeded to round up and slaughter hundreds of civic leaders and thousands of ordinary citizens.

Not least among the victims were countless idealistic young students. George Kerr wrote, “We saw students tied together, being driven to the execution grounds, usually along the river banks and ditches about Taipei, or at the waterfront in Keelung. One foreigner counted more than thirty young bodies – in student uniforms – lying along the roadside east of Taipei; they had had their noses and ears slit or hacked off and many had been castrated. Two students were beheaded near my front gate. Bodies lay unclaimed on the roadside embankment near the Mission compound…For days the dead continued to be washed up in Keelung Harbor…The atrocities perpetrated at Kaohsiung were (if possible) even more revolting than the mass executions and torture used at Taipei…”.[viii]

The White Terror did not involve massacres on this scale. It lasted longer, but was more discriminating in its suppression of opposition to the Guomindang[ix]. It began in 1949, as Chiang Kaishek’s Guomindang fled from defeat on the mainland and sought to both consolidate their hold on the island against the Taiwanese and to root out real or suspected Communist infiltrators in their chaotic ranks. It was in these years that the Green Island prisons were built and filled. It was a process wretchedly similar in character to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mainland at the same time, as Mao Zedong’s Communists purged the country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arlords, Guomindang officers and officials and feudal reactionaries. It can have been no consolation to the Taiwanese to have known, if indeed they did, that things were even worse on the mainland. And this remained the case throughout the 1950s and 1960s, while Chiang Kaishek was alive.

Of the thousands of cases of repression from that era, those of Lei Chen, Su Ting-chi and Peng Ming-min are almost paradigm case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Lei Chen was a leading liberal journalist who was arrested in 1961, along with three colleagues, for advocating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He was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n prison for this heinous offence. When a young student, Su Ting-chi, organised a petition for clemency on his behalf, he was arrested, tortured, tried for sedition and executed, in May 1962. His wif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refusing to denounce him. Peng Ming-min, a brilliant young, Japanese educated political scientis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arrested in 1964 for appealing to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both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to work together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state.[x] He and two of his students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of from eight to ten years.

These case histories provide a sense of perspective. They invite searching comparisons with the persecution of democratic dissidents in China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The dissent of Lei Chen and Peng Ming-min in the early 1960s directly anticipated the dissent of Liu Binyan, Fang Lizhi, Wei Jingsheng and many, many others in China one or two decades later.[xi] Lei, Su and Peng were not firebrands but individuals who sought to make the Guomindang live up to and fulfil its charter to bring democracy, not dictatorship, to the Chinese world. It was in exactly this spirit that Wei Jingsheng, imprisoned by Deng Xiaoping for declaring that without democracy there is no modernisation, challenged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1990s.[xii]

The core problem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faced, whether under the Guomindang or the Communists, was the repressiv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ts inveterate lack of recognition of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ights of the citizen. Bo Yang, a mainlander who fled Communism in the 1940s and then ended up being gaoled by the Guomindang on Taiwan in 1967, for ‘defaming the leadership’, is now the director of the Human Rights Education Foundation in Taipei. In 1984, following his release from Green Island, he delivered a speech at Iowa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later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Ugly Chinaman. His reflections in that speech still cannot be openly published in China, but have gone through numerous reprints in democratic Taiwan.

“During my incarceration”, he reflected, “I spent a lot of time contemplating my fate. What crimes had I committed? What laws had I broken? I continued pondering these questions after I was released and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mine was an abnormal or special case.” Mainlanders he met in America, who had escaped Communist China, told him ‘Someone like you would never have made it as far as the Red Guards 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ou’d have been lucky to survive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Given the antiquity and rich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 Yang found this a dismal realit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y”, he asked, “must a Chinese person with the courage to speak an iota of truth suffer this sort of fate? I’ve asked a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why they ended up in prison. The answer was invariably, ‘I spoke the truth’… But why does speaking the truth lead to such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My answer is that this is not a problem of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but rather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whole.”[xiii]

We now know better. We know that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but that it is neither peculiar to Chinese culture, nor ineradicable within Chinese culture. We also know that the change from abuse of human rights to systematic respect for them can be brought about constitutionally and peacefully from within a Chinese polity. We know that individual Chinese citizens, free of prompting by any external power and proceeding only on the basis of reas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 few good examples on offer around the world, can both aspire to such rights and bring them into being. We know this because it has happened on Taiwan. The big breakthrough has yet to come in mainland China, but the time has passed when any sort of cultural fatalism or ideological rationalisation can serve to excuse the abuses still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Guomindang, which it defeated in the violence stakes long ago, has shown it a clean pair of heals in the democratisation stakes since the death of Chiang Kaishek.

The breakthrough on Taiwan is, therefore, of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o single aspect of it, however, is quite so remarkable as the fact that it was initiated by none other than Chiang Ching-kuo, the son of the old dictator and for many years one of the chief guardians of his dictatorship. In his pathbreaking biography of the younger Chiang, Jay Taylor, has done an immense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it, Taylor tells a story that few people can have known through all the years when Chiang Ching-kuo rul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whether as his father’s regent between 1955 and 1975 or in his own right until his death in January 1988. It is a story of deep political learning under the most testing of circumstances. It should become required reading in every Chinese home and in every place where the effort is being made to think through the modern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hiang Ching-kuo was a contemporary of Deng Xiaoping and if Plutarch himself were to write a modern, global Parallel Lives, as he did of Greek and Roman statesmen long ago, then Jay Taylor has shown that he would have to parallel these two lives. The two were classmates together in Moscow in 1926, learning to be good Communists. Chiang’s girlfriend in Moscow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warlord Feng Yu-hsiang, for whom Deng went to work on his return to China. Deng organis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for Mao Zedong in the 1950s, while Chiang Ching-kuo organised the White Terror and the Green island ‘New Life Institute’ for his father at the same time. Both saw the need for reform in the early 1970s, but could do little at that time.[xiv] Deng imprisoned Wei Jingsheng in 1979-80, even as Chiang imprisoned Shih Ming-te and Annette Lu.[xv] But then the astounding break came: Deng recoiled from democratic liberalisation in the 1980s, while Chiang embraced it. Deng turned against his enlightened liberal heirs apparent,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while Chiang ushered his, Lee Tenghui, into office[xvi]. And so, as the new century opened, peaceful democratisation took place in Taiwan, with the Guomindang conceding ground in successive clean elections, while in China the breakthrough has not com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clings to power.

It was the confident view of leading Guomindang liberal Shaw Yu-ming, in 1985, that China could and would reform itself. It was the conviction of the recalcitrant Iron Blood Patriots, hardline Guomindang rightis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Chiang Ching-kuo had gone soft on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He should, they asserted bitterly, have done what his father would have done – thrown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ists “into the sea”. Chiang Ching-kuo, raised as a Leninist, tempered as a Stalinist, seasoned as an anti-Communist secret police chief, chose instead, at the end of a long political life, to throw Leninism into the sea. And when his old classmate, Deng Xiaoping, wrote to him in the last decade of his life, urging that they work together to reunify China, he replied that, while China remained as it was, this would mean “pouring spoiled wine into old bottles”.  The Chinese people, he declared to Deng’s messengers,[xvii] were sick of Communism. They aspired, in its place, to freedom,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He could not give these things to China, but he did give them to Taiwan and, in doing so, he set a wonderful example to his old classmate Deng Xiaoping. But Deng could not find it in himself or his Party, in his last years, to follow that example.

In 1988, a six part TV miniseries was screened in China, to great popular acclaim. It was called River Elegy. In it, the argument was advanced that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faced a profound choice. It could cling to all the imperial traditions symbolised by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as drying up, and the Great Wall, which was an old ruin representing unsuccessful defensiveness against the outside world. Or it could look to the deep blue sea, from which the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industry of the modern world had come and embrace an open future instead of a xenophobic past. The Communist Party reacted badly to the program and it was suppressed even before the disastrous events of June 1989. Like Bo Yang, however, the makers of that TV series were speaking the truth. It is a truth whose time has come and which might best be expressed in a new TV miniseries called Island Elegy.

Island Elegy would take up where River Elegy left off. It might begin with the statement by Yao Chia-wen,  then Chairman of the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1988: Taiwan is not part of China, but an island which stand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ntinent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ocean. At that intersection, Taiwan now embodies the challenge to China and everything regressive in its political culture that Bo Yang identified in his 1984 speech in Iowa.  A precise measure of whether China is able to rise to that challenge will be the manner in which it chooses to deal with the island in the next decade or two. Will it, like the Guomindang in the 1940s and 1950s, seek to impose its will by force and censorship? Or will it, like Chiang Ching-kuo in the 1980s, give up Ts’an-min Chu-I for San Min Chu-I, give up threats and recognise the rights, dignity and freedom of the opposition? Gazing out from the memorial on Green Island at the deep blue of the Pacific Ocean, one can see that the better of these choices is possible for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as it was for the Guomindang leadership. The greatest task in the Chinese world in the years ahead is to draw them in that direction.

---

[i]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2.

[ii] Ibid. p. 479n27.

[iii]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Eyre and Spottiswoode, London, 1966, esp. Ch XIV ‘The March Massacre’

[iv]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Wei Wou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28 February 194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4-66.

[v] Jay Taylor op. cit., p. 148.

[vi] Lai Tse-han, Ramon Myers, Wei Wou op. cit. p. 193.

[vii] Murray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M. E. Sharpe, New York, 1999, p. 291.

[viii] George H. Kerr op. cit. pp. 300-303.

[ix] Ho Ching-t’ai White Archives, Taipei, 1991. Lan Po-chou The White Terror, Taipei, 1993, both published only in Chinese, provide detailed overviews of the period, including oral histories of both Taiwanese and mainland political prisoners.

[x] Peter Chen-main Wang in Murray Rubinstein op. cit. p. 335.

[xi] For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hina, see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ii] Wei Jingsheng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Writings, Viking Penguin, 1997.

[xiii] Geremie Barme and John Minford (eds)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Bloodaxe Books, Newcastle upon Tyne, 1989, p. 171.

[xiv] In 1972, Chiang Ching-kuo “told his cabine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suffer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arrogant treatment from officials”. He told the US Ambassador, in 1973, that he was committed to a more open society, which would contrast favourably with China’s closed society. Taylor op. cit. pp. 311, 313.

[xv] Annette Lu remained in prison until 1987. She is now the Vice-President of Taiwan.

[xvi] According to Taylor (op. cit. p. 379), Chiang decided “before the end of 1983” that “his successor would be a native Taiwanese.”

[xvii] The chief go between, from 1980 to 1987 was none other than Lee Kuan Yew, who became a close friend and confidant of Chiang Ching-kuo in these years. Taylor op. cit. pp. 382-84.